戰國策的來源不一，從劉向的編輯序錄說明即可得知。因此沒什麼理論基礎，也就是一些經驗累積智慧，從而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大概就各自據以做為教學的範本或激勵精神的教材，因此就來源不一，時間一久也沒什麼考證，人名與事實的張冠李代自然就非常地混亂。
儒家歷來批評這書的內含是詭譎的詐術，劉向在戰國策的書錄反駁儒家觀點對戰國策的批評:
....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
，出奇莢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這種可觀不僅來自於文中所含蓄的詭計，立即可預見的效果從而決定了文章的風格，這些戰國的策士可得在對君王的演說中快速吸引君王的注意，因此文章風格曉暢清晰。後期如荊軻刺秦等慢慢地就出現一些具有文學況味與結構完整的故事，荊軻刺秦王幾乎已是成熟的微小說了。
不過這種文學形式並沒有得到發展，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裡一筆直接打入稗官野史。以後的文學史中零星地出現在如酉陽雜俎這類的書中。也因此戰國策歷飲不被重視，都快散佚了。
《戰國策》沒有散佚毋寧是個奇蹟，兩千年的歲月終究有慧眼者披沙瀝金，發現其價值而保留了下來。獨具慧眼的一個是劉向，另一個是曾鞏。
曾鞏的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複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曾鞏打劉向打孔孟都沒有很用力（或用對力)，最後只就聖人之說的反面肯定戰國策存在的價值，.........XD，但孟子在戰國時可也有些策士的氣味，那是時代使然啊。而儒家在戰國時代可也沒在政治上混出點實質的成蹟。不妨看一下荀子富國篇: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群眾未縣也；群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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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說法謹嚴，但就一整個很不動聽，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