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5的蘋論:為了滿足居住正義的呼聲，立法院通過了「實價登錄三法」，...但實價登錄只做了半套，還得按實價課稅才算完成。
台灣的房地產投機所造成的貧富差距加大，實為社會亂源的隱憂，但政府長年並未有魄力按實價課稅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思維不僅是個政治社會的問題，同時也有倫理道德的因素，漢書蕭望之傳就有著類似的討論....
蕭望之是個服膺儒術的政治家，在解決問題的政策思考上比會從社會倫理去思考....
卷七十九馮奉世傳:「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節而言之，馮奉世是個使節並沒有兵權，見機而作矯詔發兵立了大功。於是...
同傳：「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冝加爵土之賞。」
但蕭望之有不同的看法:
「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冝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子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蕭望之是比較不尚權變而遵重制度的。
宣帝神爵元年...西羌反，漢朝沒錢沒糧，京兆尹張敞想了個好辦法，從而與蕭望之引發了一場財政政策的道德倫理爭辨：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
平定西羌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是隔絕匈奴與西羌的聯絡，邊疆可分而制之。張敞的權宜之計，其優劣蕭望之在下文剖析的很清楚:
「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敎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敎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敎，敎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以粟輸邊贖罪也不是什麼新穎的辦法，漢武帝早用過了，張敞抬出武帝當擋牌:
「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乆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甞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於是蕭望之接著把武帝以粟輸邊贖罪的歷史仔細地釐清以反駁張敞:
「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西羌的問題在宣帝朝大致上被解決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遂延到之後的年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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